章草是一种兼有篆书的古拙圆润、隶书的风韵通达、楷书的端庄规正、草书的随性飘逸、行书的快捷简便的书体，有人说章草是书法的“枢纽 ”，也有人说章草是楷、行、今草的艺术之母。

　　章草的创建期在春秋末战国初，成熟期在东汉，高峰期在三国、西晋。汉代的章草在古隶的俗体中衍变，在大众的书写中约定速成，在文人的加工美化中走向艺术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优秀书家辈出，章草也在这一时期创作出了中国书法史上最辉煌的作品：如皇象的《文武帖》、索靖的《月仪帖》、陆机的《平复帖》等。

　　东晋之后，今草、楷书、行书发展日盛，章草开始走下坡。

　　到了唐代，皇权力量直接介入到书法中来。唐代书法家“尚法”，楷书的笔法使用为后人提供了可以仿效的准绳，另一方面，它又抑制了其它书法的发展，文人气息浓厚的章草便被“边缘化”。

　　宋代书法一方面抵制着唐代书家过度的“尚法”，同时，又倡导着“尚意”书风，章草更加受到冷落。

　　令人欣慰的是，从元代开始至今，章草有了三次复兴。探求章草的这三次复兴与演进，研究这三次恢复性继承和创新性实践，对章草艺术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一、集古成新——章草第一次复兴在元代拉开序幕，明代掀起高潮。

　　书法艺术和一切生命发展有着相同的逻辑：高潮孕育着衰颓，叶落预示着新生。

　　章草在沉寂了近千年后，元代掀起了一场书学复古思潮。在这一复古运动中，以赵孟頫为代表的领军人物的“复古派 ”，一举扭转了章草的颓势。他团结一批书家，追寻章草的魏晋之风。赵孟頫临写皇象的《急就章》，直追汉代章草风格。但他的章草又有别于古法，赋予了灵动劲健的笔法，轻盈利落，绝无呆板之气，特别是捺笔夸张有力，单个字映带文雅生动。他的《急就章》《千字文》既有魏晋时期的古风，保持了章草的规则，又融入了自己的笔法和韵味，为当时的章草热提供了摹本。明代冯班《钝吟书要》价：“赵子昂用笔绝劲，然避难从易，变古为今，用笔既不古，时用章草法便拙。”应该说，赵孟頫对一个时代书法的引领，是其他朝代所没有的，他对章草及其以后书法的流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赵孟頫的影响下，元代章草出现了可喜的复苏景象。一大批章草高手横空出世。康里子山是元代章草复兴潮流中的重要书家。他的书法曾得到赵孟頫的指导，远学皇象，近学子昂，出入规矩，笔笔章 草，刚毅果断，神骏锐利，奇崛俊朗，纵迈超脱。由于康里子山曾任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和浙西廉访使，身上又折射着赵孟頫的光芒，他的章草书风影响到了元代后期许多书家。与赵孟頫关系密切的邓文原章草颇有子昂风韵，用笔精巧细腻，波磔尤重，结字较方，妍美灵动。由于元代章草书家大都以赵孟頫为宗，由此涌现了一批秀雅的章草书家。杨维桢却另辟蹊径，他突破时下的章草艺术表达，笔法锋芒毕露，入笔尖锐，出笔狂放，结字夸张，对比强烈，走率真古奥凌厉章草一路。

　　明代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最为解放的时期。在书法艺术上，出现了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等行书、草书大家，他们的行草作品中章草味很浓。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明代的章草热潮中，宋克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是继赵孟頫之后又一位在章草艺术上富有建树的大家。如果将宋克、赵孟頫章草加以比较，不难看出：赵孟頫的章草以行草为底色，辅之以章草笔意；而宋克的章草是以地道的章草为底色，辅之以行草笔意，后者更有古意。从这个意义上说，宋克对章草的创作更专注，对章草的复兴作用也更直接。以宋克现存的三个版本《急就章》为例，可见一斑。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急就章》，意态古雅，用笔老辣；北京市文物局藏《急就章》健笔纵横，楷行其间；故宫博物院藏《急就章》结构多变，波脚明显。这些作品一改皇象作品的扁方、圆厚之状，形成挺拔隽秀的风格特征。这也体现了宋克入古出新，承魏晋之风骨，开章草之新局的艺术价值和时代影响。

　　二、碑帖融合——章草第二次复兴，在清末民国初年如火如荼。

　　明晚期，章草进入“冷落期”。到了清末民初，孤寂近三百年的章草又“红火”起来。在这个时期，书家崇尚“古质”，青睐魏晋的碑字和秦汉的篆隶。由于章草是碑学与帖学的最佳结合点，自然就得到了复兴。

　　这是一个书法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开启者之一是康有为。他认为“古今之中，惟南碑与魏为可宗”，并列出其“十美”。当时，一批书法名流重新审视碑学与帖学，主张碑帖结合、南北并重，他们身体力行，从各个时代的经典中吸取营养。书法的新思维，迎来章草新面貌。

　　沈曾植是碑帖结合的开创者，也是清末章草复兴的重要人物。他曾帮助支持康有为、王国维、王蘧常等。他本人以帖入手，后由帖如碑，广览博取，抛开碑帖优劣之争，集阳刚柔美于一体。沈曾植的章草多角取势，融章草、行草、简牍、魏碑为一炉，既有古拙、奇崛、苍劲的一面，又有洒脱、丰腴、灵动的一面，古与生合，妙绝时流。他是书法史上公认的章草开创性人物。

　　《章草草诀歌》《论章草今草之故》《叶刻急就章考正》等著作的作者王世镗，是章草复兴的推动者之一。他强调章草重要，提醒世人学草书应该懂得源头在章草。他的章草书论富有见地，章草书法苍劲古雅，融历代碑帖之菁华，成为“一代书家两主盟 ”。于右任评价王世镗“古之张芝，今之索靖，三百年来，世无与并。”

　　清末民初章草复兴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王蘧常，他一生遵其老师沈曾植教诲，以晋章草为底子，将北碑、周鼎彝等笔法融入，摒弃前人妍媚之气，用笔方正老辣，结体稳健奇崛，学古化古，自成格调，揉篆隶之笔意，开章草之雄风。正如王蘧常晚年自序所说“师又知予学《十七帖》，曰：‘右军书远承章草，旧有传本，已不传。今传章草，仅皇象《急就章》，索靖《出师颂》，肖子云《月仪帖》，数种而已，疆域偏小，殊难光大，汝能融治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而上及周鼎彝，必能开前人未有之境，小子勉之。’余敬之不敢忘。此余究心章草之始。”

　　清末民初章草的繁荣，表现在章草书家众多，各有风采，且书法学术繁荣。郑诵先将今草糅入章草，并结合隶书魏碑用笔，形成淳朴厚重风格。在这个繁星灿烂的章草书家群体中，沈从文章草遒劲俊秀， 罗复勘章草峻拔有神，张伯英章草纯正圆通，林志均章草跌宕奔放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卓定谋，他的章草古拙厚重，倡导学书者必学章草。他著的《章草考》推源开流，影响深远。

　　三、流变再造——章草第三次复兴，20世纪80年代后群星灿烂，成果丰硕。

　　四十多年来，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带动了中国书法的复兴。作为书写规矩多、书写难度大的章草，在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下迎来了发展的最好时光。

　　首先，表现在章草理论的空前繁荣和宣传的空前广泛上。纵观中国书法史可以看出，实践和理论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书法的演进。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行动又丰富发展了理论。几十年来，无论是央媒、地方媒体、自媒体，无论是纸媒还是网媒等等，都在为章草复兴“添砖加瓦”。各种培训、辅导、示范、研讨等为章草复兴在助力。许多书法理论家对章草的历史加以研究，对章草的现实加以盘点，对章草的未来加以谋划。《中国书法》曾连续刊登“百年章草书家身份之流变 ”“章草再造 ”等学术论文，央视网举办“章草名作的赏析与临摹”讲座，《中国书法网》开展“我眼中的章草高手 ”的讨论等等。多媒体、多方式的宣传，对当今章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以往任何时期所少有的。

　　其次，全国书展为章草创作起到了“风向标”作用。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书法展上，章草书法的入展、获奖率不断上升。以第四次全国书展为例，入展总数572人，其中章草入展数38人，占6.6%。 获奖总数50人，其中章草获奖数8人，获奖率16% 。第六届全国中青年书法展获奖56人，其中章草获奖者5人获奖率8.9% 。这两组数据既体现了章草书家的实力，也体现了组委会的导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章草开新局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章草的第三次复兴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四十多年来，涌现了一大批富有见地、实力雄厚、风格独具的章草书家。启功先生对章草研究颇深。他是通释《平复帖》的第一人，还作有《<急就篇>传本考》。 沈鹏先生主张学习章草要从源头开始，广泛涉猎，融合创新。佟韦先生为章草倾注心血，主编出版了《中国章草名帖精华》，他写的《三国吴皇象急就章》严格按章草字字独立、以隶书结字为架势的典型章草。他平时的创作却把章草化用入隶书、今草之中，形成独特的风格。刘艺先生在推动章草的复兴上竭尽全力。他认为，优秀的章草书家应该是传统把握后的个性建立。刘艺先生的章草书风体现在“拙、朴、厚、简 ”四个字上。他培养了一大批章草书家。他的弟子陆祖鹤就是其中一位成就非凡的章草大家。四十多年来，我国书法界涌现了许多个性鲜明的章草书家：陈新亚继承发扬了王蘧常篆味浓厚、古拙苍茫的章草书风。孙克利、孟云飞等传承了刘艺先生柔中有刚、朴实简洁的章草书风。张继、谢安钧等一批“新古典章草派 ”追求稚气内敛的章草书风。可以说，在第三次章草复兴大潮中群星灿烂，成果丰硕。

　　四、章草三次复兴的成因。

　　首先，应该说章草的这三次复兴受书法艺术自身的规律性影响。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运动中。书法艺术也是如此，任何书体不可能一成不变，永远“独领风骚”。人们求异性思维导致书者寻求“与众不同”，“打破僵局”。守旧与创新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书法的演进。此如：元代那次章草的复兴，是以赵孟頫为首的崇古派，倡导以晋人书风为尚，主张在打牢功底的同时，由魏晋上溯两汉、先秦，这种师古之潮不仅表现在章草上，其他各种书体都是如此。那时，在古典主义的开山宗师赵孟頫的引领下，元未章草日盛。明朝在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章草又冲破了宋人“尚意”之风占统治地位的沉闷局面。

　　清末民国初年的书法，“碑学”与“帖学”两大体系的对立局面逐渐化解，碑学家和帖学家互相都注重吸取对方的长处，章草在这种背景下才得以“蓬勃生长”。

　　章草的这种演进，是在三种不同的书法艺术状态中切换：即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艺术状态中切换。书法先秦“尚形”，可谓象征型；晋人“尚韵”，可谓古典型；宋人“尚意”，可谓浪漫型。唐人“尚法”，重法度，可划入“尚形”之列。章草的演进没有离开这些规律，它在这三种状态中“穿梭”。当一个时期出现审美疲劳后，求变者会“寻古”，或者“嫁接”，促进审美意识的转换，使书体以一个新的面貌出现。

　　在中国书法史上，晋人重视书法的“技”与“意”的完美结合。到了唐代，他们将“技”法度化。进入宋代，书风就从法度化的高峰滑下，借助文学之气，让“意”占了上风。清末民国初年又“逆流而上 ”。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沈曾植。他的特点就是取法简牍中之章草和近于章草的篆与隶意之书体，嫁接了汉魏碑风，这种将章草、行草、简牍融为一体的新章草一改平淡无力之气，形成苍劲、奇崛、老辣之风，故许多人称赞他为“三百年来第一人 ”。可以预测，今后若干年，又会有新的章草书风打破当今的状态。这说明，书体、书风是人的精神的外在表达形式。社会的需求和书写者的内心，驱动着不同书体、不同书风的产生和演进。章草的三次复兴，就印证了这种书法的历史观、辩证的发展观。

　　其次，章草的三次复兴也因为受到了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文字代替结绳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不同书体的沿草，有实用性需要因素，也有审美意思的转换因素。两千多年来，章草走过了漫长的旅途：从不太稳定的初始章草、法度严谨的成熟章草、运笔古拙的篆意章草、保留隶风的楷意章草、揉入今草的秀雅意草、汇入画风的新意章草等等。无论怎样变，都离不开现实的影响。章草从“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到融入不同时期审美意识，章草在不断“脱壳 ”。中国历史上前两个思想解放时期分别为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这两个时期成就了章草。后来，章草沉寂近千年。元末杭州文化圈向苏松地区迁移，加之其他地方人员到苏松地区躲避战乱，客观上促进了苏松地区文化的繁荣。把杭州文化圈带入 吴中地区，杨维桢、宋克等章草大家引领了这个特有地域的章草复兴。 他们在一系列雅集活动中相互影响，成为吴中地区的主导人物。而赵孟頫则是杭州文化圈的“风云人物 ”。他的成功，除了个人的天赋，也离不开他是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这一特殊身份。

　　第二次章草复兴处在清末民国初年，是保皇与变革两股力量的激烈斗争期，清王朝摇摇欲坠，思想解放风起云涌。政治思想的斗争，必然引起文化艺术的冲突。章草和其他艺术一样，面临变革。社会名流思想的觉醒与文化视野的开阔，强烈要求碑帖融合。以康有为为书坛领袖的一大批书法家，成为了封建文化的终结者和新文化的开拓者。康有为的“法古”思想，激励了一大批章草书家从古代书法艺术中吸取营养，创作出许多有着新的审美意识的章草作品。客观地说，章草有着线条美、结体美、气韵美的优点，同时，它又有难认、难写 的弱点。章草之变是在汲纳其他书体之美中在变。章草的复兴与一定的社会文化思潮息息相关。

　　近四十年来章草的复兴得益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从1978 年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思想解放时期。近一二十年，伟大的民族复兴高潮掀起，党的文化事业迅猛发展，书法艺术、章草复兴进内发展的黄金期。特别是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关于书法美学等内容的讨论活动，将书法艺术推向了艺术创造的新高度。这些年，国家既注重了民族经典的回归，又重视了东西文化的融合；既重视了书法普及，又注重了书法的提高。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的“中国书法大会”吸引了亿万观众。全国不同的区域都在寻求书法艺术的突破。河南省为章草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该省书家创作的章草作品多次在“全国书法兰亭奖”夺冠。这些年高校设立了书法专业，各种书法组织活动丰富，多层次的书法交流活动很多，这必然推动章草的学习与研究。

　　第三、古代书法史料的出土或被发现，给章草书家的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

　　近几十年来，全国发现了大批甲骨、简牍，帛书、造像、刻石、 瓦当等，这些资料清晰地反映着章草的演进。《马王堆帛书》于1973年12月出土，它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到战国至西汉诸方面的知识，它不仅是研究历史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书法演变的珍贵依据。这些帛书上的文字，已有十分明显的波挑，有着章草的蒙眬意味。1972年甘肃省武威市出士了《医药简牍》，它是2000 年前一位医者的工作日志。该简牍的文字竖行，书体以隶书为主，兼用章草，洗去篆意。它的墨书洒脱自如，行笔流畅，有着粗犷、雄健、率意的书风，可为稀世珍宝。

　　有着俗体章草之称的《居延汉简》在二十世纪中叶被发现。这三万多枚简牍书写了汉代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宗教、科技文化等内容，专家称之为汉之遗墨，国之瑰宝。《居延汉简》表现着童草初创阶段的意趣，笔画源自篆隶，自然抒写，字字独立，绝无修饰，捺 笔厚重。由于居延地区地处西北，烽火连天、大漠孤烟、干旱少雨的自然状况也体现在汉筒的书写中，所以这些文字剽悍粗犷、苍劲有力、结字简洁，真实地展示着篆隶过渡到章草的书写状态。

　　在20世纪初发现的《流沙坠简》，曾给书法界启示：那就是我国早在西汉中期就有了成熟的章草，这种章草从隶书直接过渡而来。散落在西北流沙中的简牍，如同“档案”，在汉晋时期的木、帛、纸上呈现，让今天的书者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心跳。

　　近几十年来发现的章草资料还很多，这些沉睡在不同器物上的文字或古茂或朴拙，或崎崛或灵动，或苍茫或简约，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章草审美经验，必将滋养当代书家一路前行。(作者：周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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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芹】